今年以来，多家外资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调中国今明两年增速预测0.1个百分点至6.8%和6.5%。同时，今年中国GDP全年增长6.5%的目标也将大概率超额完成。
各界关注的是，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股强劲的上升动力？如何能在中长期维持这一势头？
10月23日，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Schipke）、IMF驻华副代表张龙梅在上海交大安泰举行的“全球展望及中国经济”发布会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详解了上调中国增速预期的原因。
“今年全球同步复苏，拉动了中国出口；此外，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取得进展，从外向型增长到消费拉动模式的再平衡已有所进展。”张龙梅对记者表示，未来消费、服务业将继续拉动经济增速，同时如果中国的增长能够继续降低对信贷的依赖，这将使中国能在中期保持可持续的增速，也不会有过高的债务累积。
再平衡进程取得较大进展
今年，内外形势都利好中国经济。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8%，因为前三季度累计GDP同比增速已经达到6.9%，各大机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达到6.7%以上已成定局。
从外部来看，受到欧元区、新兴市场经济复苏驱动，IMF预计2017年和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3.6%和3.7%，较7月的预测均上调0.1个百分点。外需上升拉动了中国出口，出口增幅的扩大成为了今年GDP走升的重要贡献因素，今年上半年净出口拉动GDP增速0.3个百分点。与此对应，今年上半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大幅反弹至8.5%。
“全球经济的乐观形势预计可以在2018年延续，IMF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在2018年为3.7%，比2017年的3.6%还要高。短期风险平衡，但中期仍然有一些下行风险，例如地缘政治风险、政策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张龙梅称。
当然，依靠出口拉动的旧模式并不是中国增速提升的可持续动力，再平衡进程也正在持续。IMF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进程设立了一个再平衡框架和再平衡记分卡，并认为近期中国在再平衡的进程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记分卡的项目包括：外部（经常项目、净出口贡献）、内部（消费/投资、工业/服务业、信贷）、环境（能源、空气污染）、收入分配（劳动收入比例/收入差距）。
“外部再平衡指的是，中国经济减少了依赖外需来提振增速的程度，而在内部平衡方面，消费的占比已经不断提升。”张龙梅表示。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的服务业贡献已经达53%，“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基本在70%~80%的范围内，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将朝着这个水平迈进。”她称。
此外，IMF认为，供给侧改革对于提升GDP增速、改善企业盈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8%。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比去年同期减少0.12元。由此可见，前三季度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改革红利正逐步释放，叠加上半年超预期反弹所修复的企业盈利，将有力支持中国经济的长周期企稳。
在平衡记分卡中，IMF认为中国在信贷这一项仍有改善的空间。不过，IMF也表示，中国信贷增速正在放缓，巨大的“信贷缺口”在缩小。
“信贷缺口”这一概念是国际清算银行（BIS）创造的反映银行业风险的领先指标，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这一指标反映信贷占GDP比例和长期趋势之间的偏差，指数越高意味着金融风险越高。BIS最新统计显示，得益于去杠杆、控风险等一系列措施，2016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信贷缺口”持续缩小，从去年第一季度的28.8%降至去年底的24.6%。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正在降低。
为中长期可持续增长支招
当然，IMF对于各国经济的评估和建议始终具有前瞻性视野。席睿德也对记者表示，IMF反复强调，各国应该利用这个经济“甜蜜期”，推进各项可能导致短期增速放缓的结构性改革。
无独有偶，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提及，“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对于中国而言，IMF建议，减少对于信贷的依赖、提升投资效率、推动国企改革、出清“僵尸企业”等，有助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张龙梅对记者提及，“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中国生产一个单位GDP只需要一个单位的信贷投放，现在可能需要四个，如果经济对信贷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中长期可能存在风险。现在数据显示，中国的信贷缺口已经有所下降，但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同时，她也表示，中国在金融去杠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的重点应该放在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其实一般私营企业的杠杆占GDP的比重并不是很高。相反，国有企业对于整体ROE（股本回报率）的拖累较大。”
当然，中国对这一问题早已有所认知。周小川此前也提及，“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他认为，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既有直接融资比重低，企业靠借贷、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包括投资的效益、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
“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际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手段，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防范地方政府在使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周小川称。
此外，IMF也建议，中国在加速“僵尸企业”出清的同时，政府也可以拿出预算内的资金，帮助解决出清过程中的人员安置问题，以降低整体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