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优化
改革开放40年来，坚持巩固加强第一产业、优化升级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农业基础地位更趋巩固，工业逐步迈向中高端，服务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三次产业结构深刻变化，服务业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滞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逐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均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年来，国家实施一系列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第三产业持续较快发展，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1978-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6%升至51.6%，提高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从47.7%降至40.5%，下降7.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7.7%降至7.9%，下降19.8个百分点。2017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1978年提高30.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服务业就业蓄水池功能日趋明显。2017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44.9%，比1978年末上升3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28.1%，上升10.8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27%，下降43.5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在“以粮为纲”的政策引导下，我国农业发展以种植业为主，产品种类单一，发展不平衡。随着农业政策不断优化调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现代农业体系初步建立和完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至2017年的53.8%，林、牧、渔业比重分别由3.4%、15%和1.6%提高至2017年的4.3%、26.4%和10.7%。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农业科技进步率已超过5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6%，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近年来，农业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调整优化，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主产区稳产增产作用日益显现。2017年，粮食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76.2%，比1978年提高6.9个百分点。
工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制造为主，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逐步从结构简单到门类齐全、从劳动密集型工业主导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共同发展转变。目前，我国工业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近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措施推动下，工业经济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工业发展质量提升，正朝着制造强国的目标迈进。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分别比2005年提高0.9和4个百分点。2015-2017年，新能源汽车和工业机器人产量年均分别增长45.5%和53.6%。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竞争力居世界前列。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竞争力指数最新结果，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工业竞争力的五个国家之一。
服务业层次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作为“非生产部门”，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蓬勃兴起，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业态多样、功能完善的新兴服务业集聚区和产业集群。2016-2017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6.2%，明显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发展方兴未艾。2013-2016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13.7%。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达到50亿人次和45661亿元，比1994年分别增长8.5倍和43.6倍。
二、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三大需求内部结构持续改善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力，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状况显著改善，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
内需贡献不断提升，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需求结构很不稳定，三大需求贡献率波动幅度很大，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随着对外开放拓展延伸，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同时，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我国资本形成率由1978年的38.9%上升到2010年的47.9%，最终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5%。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坚持扩大内需尤其是把扩大消费作为主要着力点，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2011-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6.8%，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2.7个百分点。2017年，最终消费率为53.6%，比2010年上升5.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为44.4%，下降3.5个百分点。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新兴消费发展壮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形态从基本生活型转向发展享受型，消费品质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高。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9.3%；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为13.6%、11.4%和7.9%，比2013年分别提高1.3、0.8和1个百分点。居民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从上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到9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再到新世纪移动电话、计算机和汽车成为消费新宠。2017年，全国居民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计算机和家用汽车分别为240部、58.7台、29.7辆，比2013年增加36.8部、9.8台、12.8辆。
投资结构不断改善，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不但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1995-2017年，第一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9.2%，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7.8%，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7.9%。2017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4%，比1995年提高2.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投资占比为3.3%，提高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占比为37.3%，降低3.7个百分点。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短板领域投资不断加大，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支撑作用明显增强。2013-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4.6%。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制造业投资比重为13.5%，比2012年提高2.8个百分点。2013-2017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17%，快于同期工业投资6个百分点。2017年，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为44%，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出口结构调整优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转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7年的5.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上升至94.8%。贸易方式呈阶段性演变。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一度迅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实力的增强，一般贸易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占比上升至54.3%，加工贸易占比下降至33.5%。目前我国贸易伙伴已达231个，贸易市场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在传统贸易市场继续巩固的同时，与东盟、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贸易往来快速发展。2017年，我国对东盟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为12.5%，比2000年上升5.5个百分点；对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为6.8%，上升4.4个百分点。
三、区域结构优化重塑，新的增长极增长带蓄势崛起
改革开放40年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有效发挥，区域发展协同性不断增强，发展新空间进一步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三大战略”为引领，统筹推进四大板块联动发展，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沿海与内陆各具优势、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示范引领作用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前沿地带，东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抢抓改革开放机遇，率先发展起来，对推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2.6%，比1978年上升9.0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530美元，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陆海统筹等方面先行先试，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中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对全国经济发展形成新支撑。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逐步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国家相继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各项支持性政策的逐步落实，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2001-2017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分别实际增长11.1%和11.6%，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1和0.6 个百分点。2017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1.0%和20.0%，分别比2000年提高1.9和2.5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5.9%和26.5%，分别提高10.8和8.0个百分点。
“三大战略”稳步推进，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添新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渐次推出、扎实推进，不仅为转型发展的我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顺利，开启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合作新空间。2013-2017年，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33.2万亿元。2015-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486亿美元。京津冀协同发展硕果累累，雄安新区正式设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以省际协商合作为重点，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合作步入新阶段，初步形成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2017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为9.7%，长江经济带占比为43.7%。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国家级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产城融合示范区等功能平台次第开花，区域发展活力日益彰显。
四、城镇化稳步推进，初步形成了城乡互促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40年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推动下，我国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逐步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变，城乡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
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末的17.92%上升到2017年末的58.52%，提高了4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行居住证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2.35%，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到16.17个百分点。随着产业发展向城市集中，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增强。2017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达54.7%，比1978年末提高31个百分点。
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城镇网络体系不断完善。城市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城镇化进程提速，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空间格局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为龙头，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大型城市为主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补充，以广大乡镇为底基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城镇网络体系。1978-2017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发展到661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由101个增加到298个，县级市由92个增加到363个，建制镇数量由2176个增加到21116个。轨道交通和城市地上地下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棚户区改造和园林绿地建设积极推进，城市功能和宜居水平不断提高。2016-2017年，全国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成1300多万套，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300多万户。2016年末，城市人均公园公共绿地面积13.7平方米，比2000年末增长2.7倍。
乡村发展呈现新面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形成。“三农”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17年末，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01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5.7倍；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9%；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98%；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超90%。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汽车、计算机、移动电话等在农村普及速度明显加快，2017年末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9.3辆、计算机29.2台、移动电话246部。农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17年新型农村合作政策范围内医疗门诊和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分别达到50%和70%左右。
五、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持续推进，国企素质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实现了从绝对垄断到合理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4.9%，但主营业务收入占22.2%，利润总额占22.1%，平均用工人数占16.9%。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上榜企业115家中，中央企业达到48家，这些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占我国全部上榜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接近50%。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不断焕发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增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数量达到22.2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7.7%；吸纳就业3271万人，占比达36.9%；资产总计达到25.1万亿元，占比达22.3%；主营业务收入40万亿元，占比达34.4%。近年来，随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不断深入，民间投资活力迸发。2013-2017年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4.2%，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高0.6个百分点。此外，点多面广的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在产业链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吸纳就业、推动创新不可或缺的力量，是经济中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
六、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改善，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保障水平，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完善税收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改善。40年来，国家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再分配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两个同步”的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79-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5%。其中，2013-2017年年均实际增长7.4%，快于人均GDP增速0.9个百分点。2015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61.6%，比2007年上升4.8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8%和18.5%，分别下降4.7和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财产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工薪收入几乎是城镇居民收入唯一来源，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从集体所得的工分收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由单一的工薪收入转为多种收入来源并存。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至61%，财产净收入提高到9.9%。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的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提高到40.9%和19.4%；财产净收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占比提高到2.3%。
收入差距较大问题有所缓解，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国家不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极大改善。1979-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总体上快于城镇居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013年的2.81下降至2017年的2.71。扶贫成就举世瞩目。按照2010年标准，1979-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与全国农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3-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4%，快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不合理状况有了明显改观，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但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对此要有清醒地认识。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更大进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